记者廖小清通讯员陈勇 来源：《浙江日报》

最近，接二连三曝出被问责官员，悄然复出的新闻。一些曾犯过严重错误的官员被问责“下马”，但“风暴”过后又以各种形式被委以重任，这些事件在刺激人们视觉神经的同时，也在拷问政府的诚信。

近日，江西“宜黄事件”被问责的官员，一年后重新复出，将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新闻推上风口浪尖。很快，不少被问责官员悄然复出的消息开始广为流传，甚至有学者称：“现在被问责的官员大面积复出，伤了民心。”

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官员问责制度，正面临挑战。被问责官员该不该复出？该如何复出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。

官员失职，高调下低调上

2010年9月10日，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发生拆迁自焚事件。事发7天后，抚州市委对8名责任人作出处理决定，其中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县委书记邱建国、县长苏建国被立案调查。

当时，对官员迅速而严厉的问责，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愤。然而，前不久，这两名被问责的“建国”悄然复出的消息开始在网上流传，称邱建国出任抚州金巢（经济开发区）管委会主任，苏建国任抚州市公路局局长。事后均得到当地有关部门的证实。

这两位官员的复出，引起网络一片“声讨”。但这并不是个例。近年来，被问责官员悄然复出不在少数：瓮安事件中被撤销党政职务的县委原书记王勤，被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；还有黑砖窑事件中被处分的山西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，进京抓记者被撤职的辽宁西丰县委原书记张志国……

高调问责，低调复出，几乎成了官场“新规”：出事→问责→冷却一段时间→悄然复出→被发现→舆论哗然→解释复出符合规定→不了了之。

这种免职时“轰轰烈烈”，复出时却悄然无声的反常现象，让公众愤怒之余，也影响着政府的公信力。

正如一些网友所言，如今，个别地方只要官员犯了错，就拿问责来应付公众，有些官员可能还涉及贪污腐败，应该追究刑事责任，但有了问责的“保护伞”，反而能轻松过关。

对此，有专家认为，被问责官员悄然复出的消息接二连三，除了缺乏监督外，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，一些问责事件中存在所谓的“丢车保帅”现象：“车”站出来为“帅”顶了“雷”，他的迅速复出，就是“帅”回报或安抚“车”的利益交换。

正是在“车”与“帅”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，导致了被问责者的低调复出、不经群众评议和回避公示的特殊方式。

引咎不辞，问责制有点乱

前不久，湖南株洲市被曝出一名被问责官员仍“原地做官”的消息。

2011年4月22日，株洲有关方面组织实施一项强制拆迁，结果一名被拆迁人自焚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对此事负有责任的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侃融被责令引咎辞职。

但让人惊讶的是，从2011年下半年起，曾侃融仍在以原职出席一些政务活动。消息传开，社会质疑其为何能“引咎却不辞职”。

面对媒体的采访，曾侃融解释，之所以一直尚在工作，是因为引咎辞职的事情“还在走程序”。

原本以为能“安全过关”，但由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，当地有关部门才依照法律程序，终止曾侃融的代表资格及其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。

拿“问责”当挡箭牌，避过风头，待舆论不再关注，民众心中的怒气和怨气消散时，再让他们重戴乌纱帽。这样的问责不仅难以形成真正的威慑力，还会让严肃的问责成为笑柄。

近日，有媒体对官员复出开展的网络调查显示，网友在回答“你对目前问题官员的问责怎么看”时，有97.98%被调查者认为，“不满意，很多问责流于形式”；而仅有1.32%的人选择了“有的满意，有的不满意”。

当然，被问责官员悄然复出，也有其另一方面原因。一些官员犯错后，在公众和媒体的强烈关注下，有关部门只好临时采取问责的措施，来平息舆论和民众的心情。甚至，少数官员或许还够不上被问责的条件，也背上了“问责”的罪名。

2008年2月20日下午，昆明市举行招商引资专题讲座时，有位副局长睡着了，正好被当地主要领导看见。很快，这位副局长被勒令辞职，局长也被要求作深刻检讨。

“官员开会睡觉确实不对，但顶多是纪律问题，可以用纪律处分条例对其进行处分，用问责制度处理，有些言过其实了。”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，“现在的问责有点乱”。

这种乱，不仅有损法律法规的权威，而且进一步加剧了政府信任危机，必须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。

民生期待，复出在阳光下

如果，没有那些偶然的发现，许多官员的复出就会毫无波折，官员复出也不会成为关注的焦点。

实际上，官员复出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大的关注，除了公众情感上的不满，更重要的是，问责干部在复出过程中缺乏公开透明，以致大家对其复出的原因、过程等一无所知。

一份调查显示，五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官员复出要做到“程序上公正透明”，还有三成人认为需要公开征求意见。

有专家做过分析，目前关于官员问责复出的规定，尚无明确的法律法规，都散见于若干规范性文件中，比如2004年《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》、2008年《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(试行)》、2010年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(试行)》等。

“这些制度中关于官员问责复出的规定不尽完善，而且也没有体现对民众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尊重。”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沈岿说。

比如，当前引述最多的规定：“引咎辞职、责令辞职、降职的干部，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，实绩突出，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，可以按照有关规定，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。”其中，除了对官员复出的时限有硬性规定之外，其他条件都非常模糊，也无公开透明的规定。

“并不是说被免职了就不能复出，关键是规定要科学、程序要透明、结果要公开，让复出的所有程序都放在阳光之下，保证官员复出的公正和透明。”不少网友表示。

的确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并不可怕，只要转变错误的观念，照样可以为社会做贡献。

作为公众也要多一份理解和宽容之心，给重新走上岗位的官员们一个机会。
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：从目前的问责机制执行情况看，现行的问责机制存在随意性很大，缺乏具体的标准程序和相关的规范约束等问题。保证被问责官员按合法程序复出，首先要明确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具体标准。现在尽管有相应的程序规定，但对每个环节如何评价、评价的标准是什么等问题仍没有具体规定。而更为关键的是，目前的复出评价程序、结果不透明、不公开。这就要求在明确复出标准的基础上，建立公开机制、说明理由机制，充分、及时向社会公开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理由。（本文系采访并整合《法制日报》、《法治周末》等相关报道而成）

（责任编辑：常雪梅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