志灵 来源：《工人日报》——中国共产党新闻

一直以来，职务犯罪多集中在掌握较大权力、处在较高位置的中年人或临近退休人员身上，多数单位把廉政教育工作重点放在“59岁现象”、“45岁现象”上。但近年来，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公职犯罪案件中，低龄化趋势明显，“80后”逐渐成为该类犯罪的重要组成群体，且呈现入职时间短、文化程度高、职责权限小、涉案金额大等特点。（见3月20日《新京报》）

断言职务犯罪低龄化，似乎有不少统计数字佐证。不过，数字虽然有时候很有说服力，但很多时候更具迷惑力。事实上，低龄化也好，高龄化也罢，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。高危的不是某一年龄的人群，而是缺乏防范功能的制度。制度防范功能发挥得越弱的公职岗位，就越容易出现“高危人群”。比如，有段时间媒体喜欢热炒县委书记是腐败“高危人群”，再换一个时间段，当一地连续几任交通厅长相继落马，或者不同地区交通厅长相继落马时，有人又会说交通厅长是“高危人群”。如果剥离了这些“高危人群”的职务、年龄等特征，就会发现他们内在的共同特征，都是大权在握的当事人处于监督的盲区。

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，任何不能受到有效约束的公权力，总是倾向于被滥用。没有谁是天生的腐败“高危人群”，只有不受约束的权力才能造就出“高危权力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职务犯罪低龄化的调研也并非没有任何价值，它至少提醒我们，哪些权力处于“高危状态”。

比如，为什么一些入职时间短、职责权限小的年轻人，会有巨额涉案金额的职务犯罪？这说明预防职务犯罪的制度体系存在漏洞，使得即便一个看起来不可能“高危”的小权力，也有可能有可钻的空子，使得某些人可以将小权力置换为可导致严重职务犯罪的大权力。

所以说，职务犯罪没有“高危人群”，只有“高危权力”。任何关于腐败的统计，最终都应该指向当事人所拥有的权力是否受到有效监督，其所处的制度体系是否存在漏洞。不要让统计仅止步于岗位、年龄这样的表象，更不应仅凭此来制定预防腐败的制度。